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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代表诉讼制度有关问题研究(下)
发布:2016年12月12日  浏览:531次

【夏家品律师】【夏家品律师88必发唯一官网高级合伙人、副主任,互联网及常识产权部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政协杭州市下城区委员会特聘委员、杭州市律协互联网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宁波经促会奉化分会青年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中小企业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联盟创业导师。擅长互联网信息(电子商务)、民商事诉讼、企业并购治理、经济犯罪法律事务。

本文为《 监事代表诉讼制度有关问题研究》的下篇,上篇内容请参阅上次推送。

三、我国监事代表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正如上述,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监事代表诉讼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分析。

(一) 关于监事(会)的诉讼主体问题

根据我国《企业法》第五十四条第(六)款的规定,原告应该是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企业的监事。但监事代表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还是以企业的名义提起诉讼呢?不同的法院在具体操作中也不一样。

1、以监事会或者实行监事的名义提起诉讼。

对此,有法官认为,由监事以个人名义起诉,更为适合,也比较有操作性。“如果要求监事以企业名义起诉,势必需要获得企业的授权,而起诉的被告却是企业的董事或者法定代表人,这样被告肯定不愿意在授权书上签字盖章,那么监事的维权之路就会陷入‘死循环’。”

然而,笔者认为,该操作模式仍存在法律障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有关规定,起诉中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监事(会)自身并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或者其它组织,且作为内部权力机构,并非依法成立的其它组织机构,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诉讼主体资格。如以其名义提起诉讼,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结果将会是,被法院告知其主体不适格而导致诉讼程序无法启动。

2、以监事个人身份或者全体监事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

对此,国内各地已有相关判例,但相关判例均属于有限责任企业只有唯一一名监事的情形,如我国首例企业监事起诉企业法定代表人案,而对存在多名监事是否作为共同被告尚未看到相关案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监事直接以个人身份起诉依据不足、且不易操作。

首先,监事个人起诉缺乏法律依据。我国企业法所规定的监事代表诉讼的主体为监事会或实行监事,但无论是监事会或实行监事均是企业组织机构,该法定职权不属于该组织机构中的某一或者某些成员.

其次,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企业监事作为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其职权的行使应当依据该组织机构的议事规则及程序实行,即按照企业章程或企业法规定的程序,形成监事会决议或监事决议,表达该组织机构之整体意志,而不能由该组织机构成员任意为之,否则,必然引起秩序混乱。

最后,我国《企业法》所规定的追究企业机关成员责任之诉的三种途径:企业诉机关成员、代位诉讼和直接诉讼,并不包括监事个人起诉的情形。

3、以企业的名义提起诉讼。

从《企业法》第五十四条第(六)款的立法本意分析,企业监事(会)应当以企业名义起诉,企业监事会主席或不设监事会的监事根据监事(会)决议作为企业的有权代表人代表企业诉讼。天天制药股份有限企业诉董事长刘文一案,就是企业监事会代表企业直接起诉企业董事长的典型案例。

虽然《企业法》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可由董事长、实行董事或经理担任,但由于我国企业法理论不承认监事(会)可以代表企业,这种监事(会)代表制度目前存在操作难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人提起诉讼的,则应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其二者均须加盖企业公章。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公章一般由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其很可能将是监事代表诉讼中的被告,显然其不可能监事(会)代表诉讼提供便利。

笔者认为,无论企业监事会,还是实行监事,均是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监督机构,属于内部职能部门,不能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关于诉讼主体的有关规定。既然法律赋予了监事会或者监事提起诉讼的权利,认可了监事的代表地位,则其有权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依法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但毕竟在监事代表诉讼中,诉讼结果的继受者为企业,故监事(会)应以企业的名义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认可监事(会)的代表地位,企业监事会主席或不设监事会的监事根据监事(会)决议可作为企业的有权代表人代表企业诉讼的依据。 

(二) 关于企业的诉讼地位问题

监事代表诉讼中,监事行使的是企业的请求权,企业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这决定企业与诉讼的结果息息相关。企业在监事代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呢?

按照立法者的原意,既然法律赋予了监事会或者监事提起诉讼的权利,也就认可了监事的代表地位,认可了监事会或者监事可以充分的维护企业利益,企业也就没有参加诉讼的必要。但根据我国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该案的判决对企业、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产生既判力,此三个主体不得就同一理由再次提起诉讼,企业的权利就无从得到保障。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中,诉讼参加人只是大的分类,既包括原、被告,又包括第三人。在不修改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的前提下,企业要么以被告的身份参加,要么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以原告的身份参加只会改变诉讼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24 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引导意见(试行)》第八条:“企业股东可以作为原告,被告为作出不当行为的股东或企业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交易的相对人,企业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之规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最高院和高院均明确表示:企业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笔者认为,监事代表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类似,企业在监事代表诉讼中,不宜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是以本诉的原、被告作为被告进行诉讼的,而监事代表诉讼并不存在企业要向监事(会)主张权利的事由。企业只能居于一种被动等待诉讼结果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偏于任一方,又关注诉讼进程,受诉讼结果约束的第三方当事人,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外,为使企业受到判决约束,在原告不申请企业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主动予以追加。

(三)关于前置程序的问题

关于监事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问题,法律未加以明确。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监事在提起诉讼前比照法律去推理该问题的结论,构成了监事诉讼法律上的障碍。

前置程序在英美企业法上一般被称之为“竭尽企业内部救济”原则,而我国在《企业法》中虽然也有涉及,但主要是规定在股东代表诉讼方面。在监事诉讼上并未明确规定是否需要前置程序。现行《企业法》对监事提起诉讼的程序,主要体现在该法第五十四条第(六)款以及《企业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有关规定。但是《企业法》在第五十四条第六款并未就此事项进行明确规定,造成监事在提起诉讼时和法院在受理监事诉讼时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有观点认为,监事为企业利益提起的诉讼,应该不需要前置程序和各种限制。因为监事不必再向其他人提出为维护企业利益而进行诉讼的请求。

笔者认为,根据立法本意,似可理解为:监事为企业利益提起的诉讼,前提条件必须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在书面请求其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方可进行,并且其愿意代企业提起诉讼,同时其应在收到股东书面诉讼请求之后三十日之内提起。这是因为监事代表诉讼制度与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目的都相同,其不应与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向冲突,否则可能会导致双重诉讼的结果。即如监事(会)不同意代企业提起诉讼,或者超过三十日之后提起诉讼的,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即可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无须再创设监事代表诉讼制度。同时,对监事代表诉讼提起进行必要的限制,也可以避免监事(会)滥用诉权,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四)关于诉讼费用及其责任承担问题

我国《企业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企业的监事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企业承担。”按照我国一般民事诉讼的费用承担规则,即使原告胜诉,法院只会判定被告承担案件的受理费和鉴定费、公告费和证人差旅费等诉讼费用,却不包括原告的律师费等费用。在监事胜诉的情况下,企业作为诉讼利益的享受者,由其承担监事因此而支出的律师费等合理费用不无道理,但在监事败诉的情况下,该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等费用的如何承担?监事代表诉讼中,代表诉讼的提起作为系监事(会)成员集体意思表示合致的结果,而非监事(会)成员个人的意思表示,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应由监事(会)承担,而不应由监事(会)成员承担。有学者建议案件受理费由企业预付,律师费、评估审计费由监事(会)预付,案件终结后由败诉方承担,企业败诉监事(会)有过错的,由监事(会)按过错比例进行分担。

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其一,监事(会)作为内部机构无资金,也通常不控制企业财务出纳,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代表企业诉讼时往往涉及预付各项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审计评估费等合理费用。

其二,监事代表诉讼的提起存在一定的公益性,即使胜诉,监事(会)也不能得到任何可预期的利益,诉讼的结果直接归属于企业,按照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理论,该有关费用也应当由企业承担。

最后,从监事(会)的企业相对代表权的性质来看,其系代表企业的意志追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由此支出的合理费用当然应由企业承担,但监事恶意诉讼除外。该恶意应严格限定为“明知诉讼是不适当且有害于企业的”范围内,以避免善意原告因败诉而承担不合理的损失。  

四、监事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

监事代表诉讼制度作为监事行使监督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其在理论上已被我国企业立法采纳。随着案件的日益增加,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监事代表诉讼在我国的司法实践的问题较为突出,如不及时予以立法规范,则监事(会)的诉权难以保障。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问题,至少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进一步明确监事诉讼的权利,赋予其诉讼的主体地位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说明进一步明确监事诉讼的权利,且其应当以企业名义起诉损害企业利益的董事,不能以监事会或监事个人名义起诉,有利于司法实践中解决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也将减少企业监事提起诉讼前当事人的困惑,并改善法院在立案时不必要的审查。同时应当对董事职权限制。在监事(会)以企业名义起诉损害企业利益的董事(尤其是董事长、实行董事)诉讼过程中,董事或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企业,并不得利用掌管企业印章、营业执照等便利条件阻挠诉讼。

(二)应承认企业监事(会)的相对代表权

在我国,企业业务实行权由董事会享有,董事对外代表企业,监事会属监督机关,对企业经营无代表权。此种设计是以企业作为一人格体,董事代表企业时,其人格也被吸取。但其缺陷在于:在董事或其他经营者的行为同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或滥用职权造成企业利益受到损害时,如法定代表人不愿交涉或者诉讼,则企业及股东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立法都规定了监事(会)享有相对的企业代表权。在我国企业法中,规定了监事(会)享有的职权,但相比较而言,缺少国外企业法的一些实质性规定,如:“(1)监事会以企业的名义对董事提起诉讼。(2)当董事为自身利益和企业交涉或者对于企业提起诉讼时,监事(会)代表企业”。这就造成监事(会)的监督权在实践上较难得到落实。而诉讼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防线,在监事(会)的权利中就显得不可或缺。因此,必须赋予监事(会)的代表企业的诉权,纠正董事损害企业、股东利益行为。在我国企业法实践中早已有类似的做法,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有限企业条例》第六十一条有关规定。

(三)规定监事(会)代表诉讼的前置性程序

引进这种制度的初衷在于监督董事等经营者滥用职权或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由董事代表企业难免会发生利益冲突。但如果不对监事(会)代表诉讼予以适当的限制,防止监事(会)不适当地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建议立法对该限制性规定做如下安排:

1、只能是相对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对第三人行使的;

2、监事代表诉讼的提起程序限制,即依监事(会)依股东书面申请。同时监事(会)提起诉讼必须形成监事(会)决议,但是否先进行内部救济,即书面决议送达董事会或实行董事,建议根据具体案件情况确定,不宜做强制性规定。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借鉴《日本企业监事监督标准》第三十六条有关规定;

3、监事代表诉讼的提起的时间限制,即应在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书面要求后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起,否则不能启动监事代表诉讼程序。

(四)规定监事代表诉讼的司法限制性制度

监事(会)一旦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法庭的审理,作为被告的董事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承担不利后果,此时可能会和监事(会)进行“疏通”。如果监事(会)不能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怠于行使权利,撤诉、与被告进行调解、或者不进行上诉等,将有损企业利益。所以,有必要对监事会或者监事的行为加以限制。可以规定:原告股东须将和解协议告知企业及其他股东,以便企业和其他股东对和解协议提出异议;或者,由法院审查批准和解协议,未经法院同意和解协议不得生效。

(五)明确监事(会)诉讼的合理费用由企业承担

监事代表诉讼的公益性以及监事(会)的附属性决定了监事代表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在诉讼费的承担上也应存在差异。正如上述,如由监事(会)承担诉讼费用显然不合理。我国《企业法》虽规定了企业应承担监事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但为解决监事(会)诉讼的后顾之忧,建议立法明确监事(会)诉讼的合理费用,包括案件诉讼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均由企业承担,且不受诉讼结果的影响。同时,也可规定监事代表诉讼的激励机制,如胜诉后奖励措施等。

[1] 参见金莉娜:《沪上首例监事告董事不忠胜诉》,上海商报2007年06月25日。

[2] 参见钱丽红:《企业监事向法定代表人追索营业执照公章被驳回》,中国法院网讯2007年10月11日。

[3] 樊永强:《企业监事(会)代表诉讼之完善》,电力律师网2008年2月26日,http://www.dllawyer.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7。

[4] 乔欣著:《企业纠纷的司法救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 徐晓松主编:《企业法案例教程》,常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6] 曹书珍:《论监事、监事会的诉讼制度》,法律快车网2008年2月,http://www.lawtime.cn/article/lll588111593205oo5428。

[7] 方流芳:《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力和利益冲突》,《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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