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0571-88965880

打印腾智解读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千余万元,一审判处15年,是轻,还是重?
发布:2015年06月18日  浏览:534次

2015年47日,备受舆论关注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案,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判决书称,季建业非法收受财物1132.089318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季建业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太轻了”、“不认同”、“出乎意料”等声音不绝于耳。公众认为受贿千万元,获刑十五年,量刑显属过轻,换句法律术语是没有体现罪刑相适应。

对季建业的量刑是否是显属“太轻了”呢?先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一比较。

一、从刑法条文来看

根据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个人受贿数额达到了十万元,依法就应以十年有期徒刑为起点判处刑罚。季建业受贿千万余元,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其受贿数额是十万元的100倍,而刑期仅相差五年,公众会认为,这是不是在“鼓励贪官做大贪不做小贪”。更有甚者会讲,这让“小贪”苍蝇们情何以堪!若仅从这个角度分析,季建业尽管存在“坦白”“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退赃”可从轻处罚的情节,量刑亦似有“太轻了”之嫌疑。

二、从近期查处的贪腐官员的量刑来看

2013年5月,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无期徒刑,受贿3558万余元。

2014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无期徒刑,受贿1073万余元。

2014年10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总工会主席李达球,有期徒刑十五年,受贿1095万余元。

2015年2月,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原安徽省副省倪发科,有其徒刑十五年,受贿1300余万元;因又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罪并罚实行有期徒刑十七年。

2015年49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原贵州省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有期徒刑十五年,受贿1324万余元;因又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罪并罚实行有期徒刑十六年。

从以上贪腐高官的量刑来看,受贿千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几成通例。从这个角度比较,季建业受贿1132.089318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属正常,不能说“太轻了”。

近期,有学者撰文指出:惩治和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严厉打击和严肃查办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是我国的一贯政策,也是当前腐败现象越演越烈的形势下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但是,近年来,在查办贪污贿赂等案件过程中,伴随腐败案件涉及金额不断攀升的却是对腐败分子处罚的不断变轻,量刑的轻缓化趋势明显,这不仅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同时使得民众对法律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本文不认同上述观点。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在其著写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法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另人心悸。”对于贪腐犯罪,最强有力的遏制力量,不是量刑的轻重,而是贪腐行为被发现查处的概率。如果贪腐犯罪,被发现查处的概率能大于60%,相信对此类犯罪预防效果会很明显;如果发现查处的概率过低,即使死刑的威慑力也不足以遏制贪腐的势头。

正如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马克思所讲: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 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马克思这段话,并非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所讲,在此作一类比,对贪腐犯罪,若发现查处概率过低,即使用绞刑这种严酷的刑罚,也难以达到预防的效果。

民众对腐败高官,以权谋私、弄权乱法的痛恨之心情可以理解,但严刑峻法决不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之策。“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弊端是滋生腐败、发生职务犯罪的温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通过制度的设计,使公权力的拥有者,主观上“不敢贪”、客观上“不能贪”,法治反腐才是预防贪腐犯罪的治本之策。

在司法上,惩治贪腐犯罪用 “严而不厉”的惩治模式,取代原来的“厉而不严”模式,对贪贿行为采取零容忍,入罪标准适当降低(当前刑法规定五千元),量刑的严厉程度亦相应调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陈毅元帅这句诗,很好诠释了,是刑罚的必定性,而非严酷性才是惩治贪腐犯罪的适当的治理模式。

 

编辑:

吴进启,88必发唯一官网 刑事部律师

分享: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